把困扰农民的负担问题留给历史,连续制定4个指

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工作。党的十六大以来,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贯彻“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连续制定4个指导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央1号文件,出台并不断巩固、完善、加强支农惠农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首先是粮食及主要农产品稳定增产,2006年粮食总产量达到9949.46亿斤,实现了自1985年以来首次连续3年稳定增产。3年累计增产1335亿斤。重大动植物病虫害防控也取得重要成效。其他主要农副产品、主要经济作物产量稳定增长,品质不断提高。2006年棉花总产量达到673万吨,糖料总产量达到1.1亿吨,水果总产量达到9599万吨,蔬菜总产量达到5.83亿吨。畜牧业总产值达到了1.36万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32%。目前,我国谷物、棉花、水果、蔬菜、肉类、禽蛋和水产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新的提高。一大批重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展顺利,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2006年底全国农机总动力达到7.26亿千瓦,农业科技进步不断加快,农业科技贡献率达到49%。 随着《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的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也稳步提高。目前,蔬菜中农药残留检测合格率达到93%以上,畜产品瘦肉精检测合格率达到98%以上。 同时,农民收入也实现了持续较快增长。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587元,比上年实际增长7.4%。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3年增幅超过6%。农民增收的渠道不断拓宽,农民家庭性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都有所增加。今年上半年全国农民现金收入达到2111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3%,是1995年以来最快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文化等各项事业都快速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得到改善和提高,恩格尔系数由2002年的46.25%下降到2006年的43.02%。 从取消农业税到粮食直补、良种补贴,一系列惠农政策正使数亿农民直接受惠。我国先后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农业税和屠宰税,切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从2006年起,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全国农民每年减轻负担1200多亿元。2004年以来,国家还先后出台粮食直补、综合直补,扩大粮种补贴范围和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的粮食直补等农业各项补贴总额达到526亿元。同时,中央财政实际用于“三农”的各项支出逐年增加,今年中央财政预算用于“三农”的各项支出达到3917亿元,比2006年增加了520亿元,增长了15.3%。 2006年2月21日,中央又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这是2004年以来中国连续第三个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显示了中国领导人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文件指出,“十一五”时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的关键时期,是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取得突破进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加速推进的关键时期。 科学发展观引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迈上了新的台阶。发展循环农业是开发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必要前提,以往靠牺牲农民居住环境、生活质量发展农业的思路正在被时代抛弃。 中央发布的《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大力开发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农业技术,重点推广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相关产业链接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制定相应的财税鼓励政策,组织实施生物质工程,推广秸秆气化、固化成型、发电、养畜等技术,开发生物质能源和生物基材料,培育生物质产业。积极发展节地、节水、节肥、节药、节种的节约型农业,鼓励生产和使用节电、节油农业机械和农产品加工设备,努力提高农业投入品的利用效率。加大力度防治农业面源污染。 新农村建设正在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推进。 (来源:中国产经新闻 )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着眼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促进粮食生产恢复发展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2004年,我国粮食恢复增产,到2007年,提前达到“十一五”制订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1万亿斤的目标;从粮食产量连年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到2011年我国粮食总产达到11424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创纪录的852斤,我国粮食产量不断迈上新台阶,成为农业农村经济中最突出的亮点。

从那以后,刘佩良种粮的信心更坚定了,也舍得向土地增加投入。买高产玉米新品种,生产“有机”小米,每亩平均收入700多元。“现在,我们全街道有2000多户种大田的农民像俺一样,不但不用再交税,每年还都能及时领到补贴。”刘佩良感慨地说,从“看病不太贵,养老享普惠,上学不交费”到“种地不交税”,我家的好事不断,党的好政策一个接着一个,都让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你说我这个农民能不幸福吗?

2003年

“我那20亩大田可领到国家粮食直补款400元;2005年,又领到国家良种补贴200元。”刘佩良坐在炕头上跟老伴算了一笔账:有了这两项补贴600元,再加上每年不用再上交的240元,这840元买化肥、种子差不多够了,地还没种呢,每亩就收入42元。

“如今,我们农民种地免税,种粮增收,我种的20亩玉米,机耕机播只要一天时间,省时省力,闲下来提供代耕服务,靠种地一年收入近4万元。”

1月,国务院印发了《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首次系统提出了现代农业发展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光明日报记者李慧整理)

“我这个农民能不幸福吗?”

科技发展,人才当先。目前,全国共有农业科研人才27万人,生物育种创新、动植物疫病防控、高效栽培养殖集成等农业科技发展急需骨干人才2.5万人,农技推广人才78万人。

这十年更是一个历史的开创者提出重中之重战略思想,出台了九个“一号文件”,全方位强化“三农”的核心地位;实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举措;构筑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开启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时代。

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十年来,我国粮食连年稳定增产,农林牧渔全面发展,农民收入不断增长,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面貌发生根本变化。如今,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坚冰正在被打破,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美好画卷正在中国的农村逐步绘就,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新局面正在形成。

这样几年下来,刘佩良种粮的积极性受到了打击,甚至想到了出去打工。但在2004年,村干部冒烈日把党的好政策送到地头,告诉他种田可以享受国家补贴了。

“八连增”:奠定国计民生基础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

十年来,中央对农村始终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2006年起,国家全面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和牲畜屠宰税,每年为农民减轻负担1300多亿元。

2007年

宋洪远(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编者按

在农村社会事业方面,2005年,在中西部地区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贫困家庭子女实行“两免一补”,2007年,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范围扩大到全国,全国农村中小学每年减免学杂费达150亿元,教育公平托起了无数农村家庭的希望;2011年,全国参加“新农合”人数达到8.32亿人,参合率超过97%,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120元提高到200元,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正在得到解决。

1月1日起,延续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全面取消。

农村社区服务日臻完善,沼气点亮农家新生活,水泥路修到家门口……十年来,新农村建设让广大农村呈现出整洁划一、文明富足的新面貌。闲暇之时,农民可以徜徉在整洁、宽敞的休闲广场上;想运动了,可以走进健身中心,打打乒乓球;想看书了,图书室的书想读就读,这就是在现代化的新农村能享受到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

www.2007.com,粮食产量实现“八连增”、农民收入实现“八连快”、新农村建设迈出新步伐……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是我国农业农村发生历史性巨变、农民得实惠最多的时期之一,标志着我国“三农”发展进入又一个“黄金期”。

2006年

十年间,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农业支持保护政策,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一步步得以健全,对农业各个环节的支持也越来越细化。从“四补贴”陆续拓展到畜牧业、林业、草原、节水灌溉等领域,农业支持保护政策覆盖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种子、农业机械、生产结构、生产技术、农产品加工、灾害救助等多个领域。

粮稳天下稳,粮足百姓安。粮食连年增产为我国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打下了坚实基础。从连续下滑到产量稳定站上万亿斤台阶,中国粮食生产增加的不仅是产量,更是稳粮增产的能力和信心。

与此同时,我国农技推广服务水平显着提升,乡镇农技推广机构普遍健全,全国种植业、畜牧兽医、渔业、农机四个系统共设有乡镇站6.69万个、区域站0.56万个。同时,基层服务机构体制机制日益完善,探索出“综合建站,县管乡用”、“县办县管”等管理模式,“包村联户”为主要形式的推广机制和“专家农技人员科技示范户”的服务模式。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了连续多年较快增长。2011年,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900多元,实际增长10%以上,增幅再次超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1985年以来增速最快的一年。2011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2年增加4400多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速达到7.9%。

光明日报记者李慧

2011年

从2004年到2012年,连续出台了九个中央“一号文件”,逐步建立起了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以及农业支持补贴制度。对农民实行粮食直补、综合直补,扩大良种补贴范围和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等补贴政策。统计数据显示,农业“四补贴”资金由2004年的145亿元已经增长至2011年的1406亿元。统而观之,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从2004年的2626亿元增加到了2011年突破1万亿元。

十年来,我国加大农村路、电、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让农村居民拥有均等化的公共基础设施、同质化的生活条件以及各方面平等的权利。

转方式促发展的五点启示

在国家政策的有力推动下,2004年以来农民收入摆脱了持续徘徊局面,每年增速均超过6%,且增速总体呈加快态势,实现了“八连快”。

2009年

2003年至2011年,全国新建、改建了272万公里的农村公路,解决了3.26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新增农村沼气用户3000多万户,改造农村危房460多万户,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

十年来,我国建立了超级稻、转基因抗虫棉、矮败小麦、杂交大豆等高效育种技术体系,培育出一大批优质、高产、多抗、广适的农作物新品种,形成了配套的栽培模式,支撑粮食亩产从2002年的293公斤提高到目前的344公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并稳定在11000亿斤以上。

伴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步伐,各地农村综合改革稳步推进,集体林权改革试点全面铺开,村镇银行等一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设试点取得成效,农村小额贷款制度也逐步得到完善。伴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推进,城乡二元结构的坚冰正在被打破,一幅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美好画卷正在中国的农村绘就。

这些年来,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保持了农业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势头。最重要的启示有五点:一是始终坚持把完善和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作为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重要手段;二是始终坚持把加快推进农业科技进步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在全国普遍健全完善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公共服务机构,全面增强科技创新、技术集成、转化应用三大能力。三是始终坚持把夯实农业发展基础作为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大力加强粮食主产区建设和优势农产品产区建设。大规模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实施新增千亿斤粮食田间工程,加强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推进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提高主要农产品生产能力。扎实推进粮食稳定增产行动,大规模开展粮棉油糖高产创建,集成推广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产关键技术,狠抓科学防灾和有效减灾等。四是始终坚持把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作为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促进增产增收、提质增收。引导乡镇企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等农村二三产业健康发展,培育农民就业增收新的增长点。大力促进农民转移就业,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和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五是始终坚持把改革创新作为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动力源泉。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启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依法开展草原承包经营登记,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等。

粮食产量“八连增”,来之不易。过去十年,我国粮食生产在克服了耕地与水资源约束“双紧”、气象与生物“双灾”、物化与人工成本“双涨”、国际因素对生产与市场“双冲击”等多重考验。“八连增”的实现离不开国家的政策支持,离不开科技支撑,也离不开科学防灾措施。

农产品比价上升和粮食丰收是农民经营性增收的基础。2004年以来,粮食总产实现半个世纪以来首次连续8年增产,与此同时,国家不断强化农产品价格支持,建立了主要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制度并逐年提高最低收购价水平,对部分大宗农产品实施临时收储政策,确保农民增产增收。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的补贴力度的加大,增加了农民的转移性收入。

“现在政策实惠、粮价得劲,挣得不比在城里打工少。谁说种地不幸福?”刘佩良说,这几年种地国家不但免去了农业税,而且国家还年年给俺们补贴钱,“种地纳税,天经地义”换成了“农民种地,国家补钱”。

2006年初,国务院发出《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建立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体系和执法监督机制,建立惠及农民工的城乡公共服务体制和制度。

“八连快”:增收水平跃上新台阶

韩长赋

在刘佩良眼中,种地已经是一份职业了,如今他也不再是“庄稼汉”,而是一个“新型职业农民”。

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农产品供求关系由供不应求向“供求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农村经济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农民收入增长进入了低速徘徊阶段。2003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顺应农业农村发展的根本性要求,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性挑战,连续每年都发布一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分别就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等重大问题做出部署和安排,调动了农民和地方的积极性。

时隔18年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至今,中央连续出台九个一号文件锁定“三农”,提出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的重要政策措施。

2004年以来,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年均增长9.7%,到2011年达到3222元。在绝对数稳定增长的同时,家庭经营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2003年的58.8%下降到2011年的46.2%,结构进一步优化。2004—2011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由998.5元增加到2963元,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达48.6%,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34%提高到42.5%,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这十年首先是一个历史的终结者终止了延续2600年的皇粮国税,把困扰农民的负担问题留给历史;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从2004年到2012年连续下发了九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对强化农业基础、推动农村发展、富裕农民生活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三农”:黄金十年的沧海桑田

2012年

十年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科技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在中央大政方针的有力指引下,在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我国农业科技事业科学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2011年,我国粮食单产增加对总产提高的贡献率达到85.8%,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54.5%,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3.5%。

2004年起,我国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2011年,中央财政用于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及农资综合补贴的资金已达1406亿元。

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政策设立,迄今六年共安排奖励资金155.2亿元。其中,2012年安排奖励资金35亿元,政策惠及全国536个生猪大县;2007年,按照中央1号文件精神,中央财政还启动了种植业、养殖业保险试点。

金秋时节,刚刚收获的玉米堆满了辽宁旅顺旅顺口区三涧堡街道石付村村民刘佩良家的小院,家中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国家逐步取消了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的地方配套,每年为粮食主产区减轻负担277亿元。

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十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措施。2004年,中央专门以农民增收为主题出台了“一号文件”。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要比2008年翻一番。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十二五”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以上,到201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8310元。

九个“一号文件”,粮食生产“八连增”、农民收入“八连快”,这并非巧合。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与时俱进地推进了政策创新,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3月,《农村土地承包法》施行,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标志着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步入法制化的轨道。

中央财政投入130多亿元资金,在主要牧区全面启动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2011年全国粮食总产11424亿斤,首次迈上11000亿斤新台阶,连续第五年稳定在10000亿斤以上,实现半个世纪以来首次连续八年增产,农民收入增速实现了“八连快”。

科技支撑:释放农业发展内在潜力

与时俱进地推进政策创新是关键

新农村:城乡统筹描绘美好画卷

2008年

2004年

2011年中国粮食总产量57121万吨,比2010年增长4.5%。我国粮食从2004年恢复增产以来,8年累计增产2810亿斤,年均增产350亿斤,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增产幅度最大的时期之一;8年单产提高55.6公斤,年均提高7公斤,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单产提高最快的时期之一。粮食生产实现“八连增”,是十六大以来我国“三农”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首要标志。

十年来,我国加大农业科技机制创新,启动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建立了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以农产品为单元、以产业链为主线、以综合试验站为基点的新型农业科技资源组合模式,形成了从产地到餐桌、从生产到消费、从研发到市场各个环节紧密衔接的技术研发与服务体系。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工业反哺农业和城乡一体化为内核的新的“三农”政策体系逐步确立。中央出台了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等支农惠农政策,实施了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政策,制定了对粮食主产区和财政困难县实行奖励补助的激励政策,强化了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政策,逐步形成了新时期保护和支持农业的政策体系框架。

十年前,刘佩良承包了20亩田地。那时候,种地不管收成如何,也不论旱灾、水灾、风灾,每亩地每年必须向村里交12元农业税。“记得有一年赶上大旱,我种的玉米没有收成,连种子、化肥钱都搭进去,只赚了一些玉米秸秆烧火。说实在的,大田玉米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年头,当时每公斤也只能卖0.9元到1.1元,20亩地除去地税、化肥、种子外,不算人工费,纯收入3000元就不错了。”刘佩良回忆。

2005年

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发展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明确了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的目标。

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支持形成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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